赵朴初居士纪念文集——忆朴老和我们一家(赵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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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居士纪念文集

寸心言不尽，哀思岂有穷

——忆朴老和我们一家

赵桐


　　我们一家三口自八十年代中期先后有幸和朴老面对面地交谈、请教，使我们对朴老的恭敬心又增加了许多亲切具体的感受。在我们和朴老的接触中，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他的大愿慈悲，他的饱学睿智，他的和蔼安详。在刚刚过去的变乱坎坷的20世纪，我们得有这样一位国家之栋梁，佛教之大德，众生之典范，真是国家幸甚，佛教幸甚，众生幸甚。
　　我们一家都是佛教徒，因为因缘殊胜，都在斯里兰卡的佛教专业学习过，因而，我们和朴老的联系，主要是就开展南传佛教的研究，启动巴利语大藏经移译为汉的工程等向他请教，聆听他的指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他的大家胸怀，他积极提倡南北交流，大小圆融的立场和态度。
　　凡是认识到朴老之于佛教的重要性的僧俗弟子，无不祈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祈愿人天护法护佑他，那也就是护佑我们众生了。当我们在国外听到朴老圆寂的消息时，不禁潸然泪下，感到意外和震惊，因为在4月份我还打电话给李家振先生，知道朴老身体正在好转，我为此感到释怀欣慰，他怎么会一下子舍我们而去了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无尽的哀思唤起了如丝如缕的回忆。回想着朴老对殿臣的知遇之恩，回想着朴老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一、朴老和殿臣
　　邓殿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僧伽罗语专业的教师，僧伽罗语是斯里兰卡的国语，在学习和讲授僧语的过程中，就必然对这个佛国的佛教文化有一定的接触和理解。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邓殿臣曾两度到斯里兰卡工作、学习，深入到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更认识到如果没有对佛教的研究和理解，则无从深刻理解这个佛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乃至生活习俗。他从研究到崇拜到信仰，他为佛陀的伟大人格所感动，为佛教义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欣慰自己找到了一条利国利民利己的圆满完善的道路。从此以后，他既研究义理，又精进修持，并积极促进中斯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
　　1986年4月，斯里兰卡大长老，世界著名佛教学者罗目侯罗、著名佛教艺术家维普拉萨拉长老及维摩拉斯利居士一行应赵朴初会长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邓殿臣担任口译。代表团一行在华十天，参访了北京、西安、上海等五地十三座寺庙，在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上海佛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学院分别讲学，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外人士一致称赞邓殿臣出色的工作，朴老更是赞赏他的才华，他对邓殿臣说：“将来办佛教大学，你来当教授，年轻也可以当教授嘛。”邓殿臣说：“已经不年轻了。”在陪代表团南下的途中，朴老就给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打电话，要他邀请邓殿臣到佛学院讲课。(后来，邓殿臣应邀到佛学院开办了多次讲座。)邓殿臣建议中斯之间应加强人员互访，可派留学僧到斯学习，朴老十分赞同，并在火车上即刻与斯方商谈此事，维普拉萨拉长老欣然同意接受五名中国佛学院学僧到他主持的佛学院学习，费用由他负担，双方在火车上即签署了协议。在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国佛学院选派了净因、圆慈等五位学僧赴斯留学。朴老亲自为他们饯行，叮嘱再三，对他门寄予了厚望。邓殿臣帮助做了与斯方、使馆联络，并在国内聘请导师等具体工作。
　　赵朴初先生一直提倡把巴利三藏译为汉语，并提出从巴利文直接译为汉语，而不要通过转译的原则，他多次与佛教文化研究所及有关学者商讨如何开展这一工作。“译经”列入佛教文化研究所的重点工程。在朴老的支持与鼓励之下，邓殿臣决定把对斯里兰卡进行全方位研究的方针转为以佛学研究为主，以翻译巴利三藏为核心任务的治学方略。他先后撰写了《巴利三藏略说》、《经藏五部举要》、《南传大藏经·佛本生初探》等多篇论文，并着手写作《南传佛教史简编》，开始翻译巴利三藏经藏小部中的一些经及其经传。到1990年，邓殿臣完成并出版了《南传佛教史简编》、《佛陀的前生——大隧道本生经传》两本书，并与斯里兰卡在中国的留学僧威马莱拉担尼合作，完成了《长老尼偈》的翻译工作。朴老不仅一直关心着这项工作，并且对很多细节都作了具体的指示，如在吴立民先生给邓殿臣的信中写道“南传大藏经译本，朴老意见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格式为好。为此，印行《长老尼偈》要统筹计划，全面安排，免得以后规格不一，改正为难。”当朴老拿到金陵刻经处出版的《长老尼偈》时，他爱不释手，额手称庆，展示给许多人看。
　　1994年初，邓殿臣从斯里兰卡访学归国后，曾给朴老写过一封信，就译经等五事的考察情况向朴老汇报。这五件事为：译经的安排、向斯里兰卡传授比丘尼戒的困难和可行性、向斯里兰卡的法显纪念堂提供资料事、佛教大学的建制问题、为斯里兰卡正在编辑、印行中的《世界佛教大百科全书》撰写词条事。邓殿臣先把信呈给吴老，请他转呈朴老。没想到几天后吴老便打来电话，说朴老要在广济寺约见邓殿臣，一起讨论信中五事，参与商谈的还有净慧法师、李荣熙先生和吴老本人。此事让邓殿臣非常感动，那时我还在斯里兰卡，邓殿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朴老还有许多国事活动，近日在电视中还频频出现，但他很快便安排面谈这些事情，说明他对这些事是多么重视。”
　　从此以后，邓殿臣以强烈的使命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加快了译经的进程。在圆满完成大学高年级重点专业课程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独自完成了巴利经藏小部中《小诵》、《自说》、《长老偈》和《大隧道本生经》的翻译，并校译了长部中的《大念处经》。至此，我国尚无译本的巴利经藏小部 (相当于第五阿含)已完成翻译近半(包括叶均先生所译《法句》和郭良鋆先生所译《经集》)，为新时代的译经事业奠定了基础。因而朴老指示建立起译经班子，即巴利大藏经译场。这一次朴老亲自挂帅，作总顾问。(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朴老何时不是主帅呢?)吴立民先生、李家振先生作顾问，邓殿臣担任组长，主持译务。
　　然而，就在邓殿臣为此兴奋不已，四处奔波聘请译才之际，却因心脏病突发，骤然生西，致使译经大业顿失中柱，佛教界，学术界的同仁，家人亲朋，学生同学无不为之痛心、为之叹惋，我们母子更是悲伤不已，痛不欲生。在这偷生不堪，求死不可的时刻，朴老、佛教界给了我们极大的关怀与护佑，朴老不顾病体，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为殿臣亲书挽联。朴老的挽联是：
　　通声明而达内明堪伤博学英才又弱一个，积世智以跻大智所愿翻经妙手乘愿再来。
　　在这一挽联里，朴老给了殿臣以他本人亦不敢期望的高度评价，表达了朴老爱才惜才的胸怀和对顿失人才的悲伤，同时也抒发了望译经大业早成的殷殷愿心。
　　在殿臣辞世之后的几年里，我几次见到朴老，每一次他和陈阿姨都提起殿臣的英年早逝，总是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1997年佛教协会刊物《研究动态》第一期上刊载了邓殿臣的《斯里兰卡佛教考察报告》一文，朴老不但认真看过，而且就此文给净慧法师等写了一信。信的全文是：
　　净慧法师、学诚法师、妙华法师：
　　今年第一期《研究动态》邓殿臣先生遗作《斯里兰卡佛教考察报告》一文甚好。用事实说明了“人间佛教”的意义。上座部佛教人多称为小乘，实则与社会关系密切。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等处上座部佛教亦如此。反之，汉传佛教自称为大乘佛教，行菩萨行者，却和社会隔得很远。此种情况，耐人深思。希望诸位考虑如何改变。
　　我们深深懂得，朴老对殿臣的知遇之恩不仅仅是对殿臣个人的厚爱，更是一位心系天下的菩萨对众生的关爱，是菩萨行者为振兴佛教、利乐有情而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耕耘与奉献。
　　二、朴老和我
　　我对朴老虽然仰慕已久，殿臣也多次谈起和朴老的会面与交谈(上述那些往事如果谈得还够仔细，那是因为早已耳熟能详了)，但我却不愿只因仰慕他而去拜会他、打搅他。所以直到1996年，法云法师从珠海远道而来拜会朴老，我便陪她一起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朴老。其时，我已接受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委托，正在做朴老的大作《佛教常识答问》一书的翻译工作，所以李家振先生在介绍我时说：“这位是邓殿臣的夫人，是您那本《佛教常识答问》的译者。”朴老眼睛一亮，注视着我，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您 ，谢谢您。”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他是那么慈祥、那么亲切。
　　何曾料到，在这之后仅仅三个月，就发生了殿臣骤然辞世之事。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是朴老和佛教界的关怀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朴老对殿臣的肯定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足以支持我们秉承遗志，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给朴老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为象寄之才的培养和译经大业的开展效尽绵薄。我深知唯此才不会愧对去者，才不会羞于来者。几天之后，我就接到吴老的电话，他告诉我：“朴老说你的信写得很好，他希望你能继续做南传大藏经的翻译工作。我们佛教文化研究所也要聘请你为我们的特邀研究员。”朴老和吴老的鼓励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万分惭愧，惭愧自己才疏学浅，不能担此重任。比之那些先贤古德，更让我汗颜，深知我更缺少的是可昭日月之德。我所应做所能做的唯是修身立德、增长才干。
　　1997年在朴老的鼓励之下，在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具体领导、支持和组织之下，我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巴利语班，聘请斯里兰卡的法师担任教席。到目前，我们已有一些学员可以做一些翻译工作了。 1999年4月，朴老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亲切会见了我们巴利语班的部分师生。会见之前，我准备了一份巴利语班的工作汇报，为的是缩短谈话时间，以免影响朴老的工作和休息，没想到朴老拿到这份报告竟逐字逐句的读了起来，并就师资、教材、教法、将来计划等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朴老还用纯正的巴利语高声唱诵佛号和三皈依：“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Buddham Saranam gacchāmi.Dhammam Saranam gacchāmi.Sangham Saranam gacchāmi."我们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在座的斯里兰卡ASSAJI法师(我们的巴利语老师)连声说："Great，great!"
　　朴老那天兴致很高，谈起好几位到访中国，为中斯佛教交流作出贡献的斯里兰卡高僧。当ASSAJI法师介绍斯里兰卡佛教时，朴老问：“斯里兰卡原来也是有大乘佛教的，法显到狮子国时就有大乘，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呢?”对这样一个众多学者还在研究的学术问题，朴老也了如指掌，他一言一行间透露出的大智慧真让我们惊叹不己。
　　最后，朴老还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合影。原本预定半小时的会见，竟然延长到近一个半小时。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和朴老告别。他给我们的关怀与鼓励长留心间，他对我们的嘱托与希望念念在兹。
　　对朴老的崇敬之心、爱戴之情还随着对他的认识与理解的加深而不断加强。对朴老佛教思想的理解主要来自于对《佛教常识答问》的研读。在做这本书的英译时，为了不使自己的浅陋有损于原著的光辉，我首先认真仔细地多次通读，把握原书意旨，对于书中提到的佛教名相，尽量找出巴利文对应词和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英译法。有时，为求一字稳，翻遍数本书，所以，翻译的过程成了我学习的过程，为此，我从心底感谢朴老、感谢佛研所给了我这个丰富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我越来越认识到朴老的这本书实际上是朴老一生修习的总结，是朴老提出的佛学大纲，是值得向世人推荐的学佛指要，所以，我在佛教文化研究所举办的讲座班上讲了五讲，主要是讲我自己学习这本书的体会。98年底，译文定稿之后，送朴老审阅，朴老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不但认真地读了译文，还就某些词的译法提出了质疑，说明朴老在英语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充分肯定了我的译文，说：“Good English."99年初，我就这本书的出版事宜给朴老打报告，向他请示，他做了批示后，又加上“谢谢您”三个字，这已是我多次听到或看到朴老对晚辈称呼“您”了，每一次都让我有一种热乎乎的感动。99年底，我应出版社要求，为这本书写了译后记(后改为译者前言)，请朴老审阅，此时朴老已卧病在床，是朴老的夫人陈阿姨念给他听的。陈阿姨很快就打电话告诉我：“朴老听了你写的后记非常高兴，他大声清楚地说‘可以，可以’。你写的很好，很全面。”然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我最终没能把出版后的成书交到朴老手中。
　　最近几年，朴老常住北京医院，实际上，病房成了他的办公室，他每天接待来访，处理文件，还阅读大量的报章杂志。虽已是耄耄之年，但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有一次，《法音》编辑部的卢浔先生来电话说：“赵朴初先生说向你致意，向你问候。他说你那篇《佛教的心智修养》翻译得很好。”我既惊喜又困惑，我问：“朴老怎么知道?”小卢说：“法音上的每一篇文章，朴老都要看。”“哦，那以后可更得出精品了。”我回答说。
　　我注意到朴老在所有文件、信件、文章署名等都用繁体字“趙”，有一次我问：“您为什么总用繁体呢?是不是繁体字写出来漂亮?”朴老半开玩笑地说：“我不愿意在自己的名字上打××。”“那我以后也不打××了，可别人要写我们的名字可就没办法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朴老是99年8月份，我的儿子小松回国探亲(他一直在国外攻读佛学)，我们一起去拜会朴老。此时朴老刚发病不久，不能起床，可他的目光还那么有神，那么慈祥。我们向他汇报了最近的修学收获，他仔细听着，并自始至终紧紧握着小松的手。我们强烈地希望三宝加被，护佑他老人家早日康复，所以我们用巴利语念诵佛号：“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朴老的脸上绽放出光彩，他大声清晰地说：“对，对，对。”告别时他那亲切的目光一直送我们出了门。小松说：“朴老能好起来，因为他握着我的手是那么有力。
　　我是六月初才回来的，回来之后马上到朴老家里看望陈阿姨，礼拜朴老的灵堂。望着朴老那永恒的微笑，看着那句“明月清风，不劳寻觅”，我突然悟到一位大彻大悟的觉者的全部理念尽在这“不劳寻觅”之中了。
　　生命本来不生不灭，就好象山洪一般，源远流长而波涛湍急，它没有一刻一分一秒的停留。人的生命之流有的涓细，有的澎湃，世间的长江大河又有几条呢?朴老的生命之流是长江，是黄河，依然在汹涌向前，用他的甘霖滋养着人间。他还在我们中间，他的思想、他的教导、他的音容笑貌不是依然鲜活在我们心中吗?他的希望、他的嘱托不仍将是我们今后为之奋斗的目标吗?
　　我们可能想知道：朴老现在到哪里去了呢?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中的一句话，电影的名字和细节已记不大清了，但这句话却始终记得：一位好人去世了，在他的葬礼上，一位友人说：“我们不必牵挂他去了哪里，因为在哪儿都有他的朋友。”